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丹尼尔·贝尔斯基（DanielBelsky）和同事一起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对照分析了新西兰达尼丁市位居民的数据，发现杰出的社会经济成就与特定基因有关。他们的结论是：成功由基因决定。
贝尔斯基：DNA不是命运，但的确可以预示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会有哪些成就。这项研究的对象都出生在同一城市，我们分析了这些人的过往经历和基因信息，随后定期进行调研，直到他们40岁为止。我们发现，携带某项基因变异（其他研究已证明该变异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人在童年时期发育较早，青少年时期的志向更高远。长大成人之后，这部分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体面，薪水更高，配偶家境较好，社会和地理上的流动性更强，理财更高效，拥有的资产也更多。这样的结果说明，基因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我们也知道，人的发展决定于遗传基因和外部环境的复杂互动。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一同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模样。我们对这种互动的了解才刚刚起步。
HBR: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时候，就检测出孩子有没有成为博士或者高管的能力。
贝尔斯基：没错，我们还远远不能通过基因检测来准确评估人类潜能。况且这样的事情即使能做到，考虑到种种原因也最好不要做。为了建立预测模型，我们使用了涉及数万人类基因组的大型数据挖掘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识别出了与特定教育成果相关的基因变异以及关联性强度。我们用这些信息编写了一套算法，可以计算个人的“多基因得分”（polygenicscore），这个分数就说明一个人拥有多少相关基因变异。研究达尼丁市居民数据的时候，我们的确发现多基因得分较高的人比得分低的人更加成功一点点，但差异非常小，仅仅是1%到4%。
而且我们说的是平均结果。有些人虽然多基因得分低，但却获得了成功，一些得分高的人没有成功。除了基因，还有其他很多非基因的测试方法可以用在儿童和成年人身上，更好地解释人们获得成就的能力。
HBR:如果其他方法更有用，而且成本想必也更低，为什么还要研究基因呢？
贝尔斯基：我们想要理解遗传基因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是什么让一些人成功而另一些人生活坎坷。研究DNA的优势在于，DNA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且终生不变，因此我们的研究有一个牢固的基础。我们希望最终能给*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洞见，帮助他们采取干预措施，提高社会流动性。
HBR:什么样的干预措施？
贝尔斯基：例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多基因得分较高的孩子开始掌握语言的时间较早，因此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学会说话和阅读。那么设法让所有孩子更早地学习语言，就有可能让更多的孩子走上成功之路。如果研究更进一步，更大的数据集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多基因得分低的孩子取得了成就，而得分较高的孩子依然饱经挫折。这些“异常值”能够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研究如何通过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来帮助他们成功。
HBR:更大的数据集从何而来？
贝尔斯基：英国建立了一个国家生物银行，现在已经储存了50万人的遗传基因数据和其他信息。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精准医疗计划”也是要建立类似的数据库。但这些大数据项目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现在所做的这种队列研究。首要原因是，数据库无法取得详实的细节，尤其是关于研究对象早年生活的信息。还有，研究对象是自愿选择参与研究，研究者无法保证样本能够代表全部人群。这个问题很重要。比如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欧洲裔之外的其他族裔人群。对于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其他种族的人，我们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
HBR: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崭新的基因与社会经济研究领域，还有什么其他研究吗？
贝尔斯基：这个全新的领域叫作“社会基因经济学”（sociogenomics），几个研究方向都很前沿。南加州大学丹·本杰明（DanBenjamin）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菲利普·库灵尔（PhilippKoellinger）领导的社会科学遗传学联合学会（SocialScienceGeneticAssociationConsortium），以及牛津大学梅琳达·米尔斯（MelindaMills）主导的社会基因组项目（Sociogenome），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