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皇帝，继位前命途多舛，一生充满了失而复得和恋母情深。
父皇失而复得，让他孤苦无依，备受欺凌。
太子失而复得，让他人生跌宕，性格沉默。
唯一的生命光辉，来自相依为命的好姐姐，又让他被批判有恋母情节。
登基之后做了无数拨乱反正的事情，不被歌颂也就算了，反而被不断攻击抹黑直到现在几乎成了昏聩无能的代名词。
被平反的于谦泉下有知，估计会笑了，自己的同僚们还是那股尿性，一点没长进。
被清算的女真先辈知道，估计会笑了，自己的后辈如果面对成化犁田，估计就不会坐大了。
这就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一个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皇帝，一个明王朝真正转折时期的皇帝，一个帝国高度繁荣期的皇帝。
成化朝可以说是明朝最大的转折期，而转折期的体现是什么？
不过是那商业的极端繁荣，思想的空前活跃，市民化生活的深入人心，进而不断催生的新思潮新观念。
如果有人拿著名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说事的话，往往会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不学无术贪玩昏聩的皇帝。
可是，从没有人说过这图背后的深意。
在那行乐图背后，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平民贵族，甚至皇家都在穿裙子。
那个裙子其实是源自朝鲜的“马尾裙”。
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韩流”入侵事件，而且流传及光，跟今日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近乎于人人追寻的流行元素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和精神。
而归根结底不过是人性的解放，人人开始了追求个性化的时代，展示自我精神的时代，而侧面应证的不过时风气的开放而已。
一般而言在传统中国社会，开放的时代不是没有，比如汉唐就非常开放和包容，特别是唐朝，那万国来朝的胜景，让人心之神往的同时，也不得不反思下，为何唐朝以后风气越来越保守极端。
那么这一切的源点到底是什么？
不过是根植于中原帝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而已，当儒学以迎合大一统的需要而进入历史舞台那一刻起，中国的思想保守化风气就成了历史趋势。
基于儒学的伦理道德要求，无数枷锁开始慢慢绑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而要打破这一切，该如何才能做到？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已。
这是世间万古不变的真理。
历数中国上下五千年，无数历史时代，大多数时候都遵循一句话那就是“重农抑商”。
这句话被无数统治者奉为国策。
国策的背后自有其道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几乎都是农耕，民以食为天，有吃的就不会出大乱子，这是国之根本。
而这也和现实的地理条件有关，中国占据了东亚大陆最适合耕种的土壤和气候，而封建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也给了经济基础农耕以先决性的保障条件。
农业文明的根本是什么？不过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这即是生存之道也是政治需要，和任何主客观因素无关。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而西方则不同，在那块分裂的大陆，没有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出门几百里地就出国的政治条件下，交流和商业才是生存的根本。
由此，西方才拥有并产生了引领近代的商业文明基因。
也因此，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将“重农抑商”国策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目的不过是将原本偏离与传统轨道的“宋元”高度经济发达时期给扭转而已。
也许有人会问，经济高度发达贸易空前繁荣是好事啊，为何要禁止。
就算确实是好事，也不符合大一统中原帝国的国情。
传统的东方中国，如果背离了主业农业，而转型开展商业，就势必会出现农业人口减少，甚至因为商业的需求，而引发经济作物的大面积耕耘，最后粮食减产，进而影响国家安全。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状况。
可是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而这个规律的成因不过是经济和商业活动的自发发展，大明开国百年之后，随着人口增加，财富增加，风气的开放，商业文明的回归就成了趋势。
而成化朝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时间。
商业活跃的氛围在帝国处处可见，街坊上店铺林立、无数新的市镇建立、运河上商贸横行，经商的利润也越来越高。
随着趋势而动，是聪明人的选择，在成化时代几乎人人经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俗。
原因吗也很简单。
皇帝缺钱，缺钱的原因就和税制有关，商业税几乎没有，主要税赋来源是农业税的时代，农田因为商业发展和土地兼并士绅免税而每况愈下。
皇帝总不能饿死吧。
于是成化皇帝朱见深派出自己的宦官们从各处低买高卖不说，还给予宦官盐引让他们去牟利，以充实皇帝的内库。
可是皇帝不过有样学样而已，因为做生意的主力是谁？
答案是官僚们还有他们的亲属们。
帝国的文官们才是对这个事情最乐此不疲的人们，那个时候的文官们，敛财再也不用自己的职务和权威，转而开始了商业化运作。没事买卖盐引，弄弄海洋贸易，做做木材生意。比贪污腐败高尚多了，而且还安全，何乐而不为？
面对这一切，需要钱的成化皇帝也心知肚明，在他看来你们不干预我做生意，我就不干预你们做生意，你不管我的私生活我就不管你们的破事，这是两好合一好。
就此，成化朝的皇帝和官员达成了一种利益平衡关系。
可是这样的平衡并不稳定也不持久，因为皇帝虽然需要钱，但是也需要人做事啊。
了是官员们已经被做生意弄的神魂颠倒，每一个做官的人，几乎都有捞钱的路子，那么谁还来上班？
于是很多时候成化帝都会发现，自己的朝会居然没有几个人参与了，唯一剩下的人也含含糊糊之乎者也就不说正事。
就此朝局开始混乱不堪起来，才有那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出现。
大家都在发财，谁管国家？至于那著名的西厂提督太监汪直，说实话他就是为这一风气背锅的背锅侠而已。
看上去位高权重，其实他也是给皇帝打工的，皇帝和官员达成了平衡关系，他就时不时敲打一下没有在经商过程中牟利的那些尴尬分子。
这尴尬分子大多数都是自诩与清流的言官之类的。
他们没门路发财，没地方牟利，只能用自己的言行引发重视。
这言行的背后不过是说，你们的钱，我也想要，给我给我给我。
什么玩意啊！
就此，文官集团在经济利益和商业收益面前出现了道德沦丧，朝廷的风气开始涣散起来，原有的伦理纲常出现裂缝，所谓的勤俭节约成了空谈，奉公体国成了空话，一个利益集团就此诞生。
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来临。
虽然新时代到来了，但是成化皇帝还是一个心有国家的人，原因吗也很简单。
这国家是他的，他可以拱手而治退居幕后，但是真如此，那么朝廷的乌烟瘴气之风，还有无数内忧外患谁能弄明白，谁又能里清白？
这就是这个木纳的，无为而治的皇帝最后骂名满身的根源。
他不是看不下去而是看的点和文官集团不一样。
于文官利益集团而言，本集团的利益是最根本的最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
可是于皇帝而言，钱当然越多越好，但是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不安稳，他内心也会不安。
由此，才有被诟病无数的事情发生。
比如他经常绕开内阁直接发旨，这是体现自己的意志。
比如他坚决主张清剿建州女真，也是体现自己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比如他收缴和授予皇庄政策，其实心理想的也许是，只许你们兼并土地就不许我兼并吗？
比如他坚决用中旨授官爵位，很多时候是希望能打破文官集团的利益链条，形成新的势力集团。
可惜的是，这无数措施也好，政策也好，不论结局好坏，还是过程如何，都会被骂的狗血淋头，原因吗，很简单。
当你与民（官僚）争利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对头，仅此而已。
最后迷恋道家的成化皇帝在朝堂上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只能寄托于宗教，除了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甚至安全的事情之外，他几乎不管任何事情，这是一个三角平衡，甚至比较安宁的朝代。
文官们不敢太过分，因为大多数都在敛财，少部分穷人喜欢发泄敛财而不得的不满。宦官们则在帮皇帝敛财然后为皇帝所用。
皇帝本人，道教是个好东西啊，他能让人忘忧寄情。
于是国家就在这所谓的“无为而治”中平稳发展，经济空前繁荣，风气空前开放，商业和思想领域渐渐松动，而帝国的内阁制度也在成化皇帝的默许下越来越成熟，司礼监开始形成。
帝国三马车成型，所有的政务都变的程序化而又制度化。
那么成化皇帝是昏聩之人吗？应该不算，他只是一个平衡者，一个政治构架的开创者，一个无奈的木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