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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琪编辑
黄月1
作家余华在八年之后推出了新作长篇小说《文城》，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乱世村庄为背景，书写一位带着女儿寻找妻子的男子，在一个叫做溪镇的南方村庄落脚，他操持木工的工作，结交朋友，日子逐渐过得平静安定，而此时外部世界正在剧烈变迁，军阀和匪祸逐渐影响了村庄的生活。
《文城》出版问世后，评论称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回来了。小说《活着》的时空背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这部小说的时空设定比《活着》更早。余华说《文城》是他在20世纪的最后两年开始写作的，在写法上我们也能看到其与前作相似的特点——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死死，忍受着饥饿、战乱和苦难，也经常陷入彼此斗争之中。
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许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写法？如果如人所说余华的小说里都是善良的人经受着苦难，那么这种善良和苦情会引领我们去往何处？
一、始于哺乳，内里饥荒
林祥福带着女儿讨母乳是小说开头最为重要的画面。村里人记得他当时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挨家挨户讨奶水，看起来像一个谜，之后才揭示出母亲小美离去的直接后果就是女儿无人喂养，他向父母告别离开家乡，告别辞是“你们的孙女要吃奶”。寻找小美的途中也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像小美一样的女人，一个是正在哺乳的女人，前者可能是女儿的亲妈，而后者能够喂饱女儿。他来到溪镇，感到这里的人们和善，因为这里有人主动上前将他引入哺乳期的女人家中。小说写，他依靠聆听婴儿的啼哭来寻找哺乳的女人，一次次地敲开大门，向女人和他们的男人祈求奶水。
作者在写溪镇的哺乳场面时，沟通了幼儿与主角的生理感受，胸部的温度、触感、都由女儿和父亲同时感应，父女完全感同身受：“他取下胸前的棉兜，将女儿递过去，看到女儿终于达到那些女人温暖的胸怀，他的体内就会出现一股暖流。当女儿的小手在她们胸口移动时，他会眼睛湿润，他知道她抓住了，就像是脚踩在雪地上一样。”这样随机的哺乳生涯终于在林祥福找到了一位稳定的、善解人意的女人后告终，她是工友的妻子，看起来更像一位“母亲”的角色，她以奶水让女儿吃饱了，健康起来，林祥福听到婴儿响亮的吮吸声“不由得泪流而出”，又一次与女儿的感受同步。
《文城》余华著新经典/北京出版集团年因乳汁欠缺开启的寻母之旅，也因为寻到哺乳的“母亲”而结束，小说开头明确无误地萦绕着从婴儿角度出发的饥饿感。林祥福将女儿名字唤作“林百家”，流露出对女人们慷慨解衣的感动，同时也涵盖着父亲在陌生的女人胸前的乞求，慷慨中充满随机与不确定，饱食总以乞求异性为代价，这才是林百家名字的真正意涵。关于哺乳崇拜的描写，可见于更多当代作品，毕飞宇在《哺乳期的女人》中将惠嫂的乳汁比喻为瑰宝资源“源远流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莫言在写喂奶时也细致地描述“那混合着枣味、糖味、鸡蛋味的乳汁”是“一股伟大瑰丽的液体”。
与这种饥饿感遥相呼应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吃食。在决定前往土匪窝赎回顾会长之前，林祥福吃了一碗酱油炒饭，仅仅是混着猪油、小葱和酱油的炒饭，被写得朴素但具有人情味。在他终于进入土匪窝后，也被招待了一碗炒肝，那是让他感到怪异反胃的一餐。他觉得那味道十分奇怪，既不像猪肝，也不像羊肝牛肝或是鹅肝鸡肝，后被告知那是他们顾会长的人肝——用土匪的话说，叫做生剖取肝。因为这顿饭，林祥福对土匪发起了最后的抗争——他红了眼睛，将碗砸向他们，手持尖刀向土匪头子张一斧扑去。
以众位女性的奶水为食会成为一个婴儿的名字，大人吃下的朴素一餐也能成为荣誉或耻辱的象征。这不禁令人想到余华最早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一幕——还是孩子的“我”被领进了一家面店，因为自尊拒绝点餐，被招待了一碗价目表上最贵的三鲜面。这种写法似乎映证了陈晓卿所说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饥荒基因”，正因饥饿，朴素的餐食也令人记忆深刻，报复性的大吃也再一次佐证了之前的难忍——《文城》中被绑匪释放的少年喝到米粥，发出的声响像是往井里扔石头。《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里都有孩子贪食豆子的描写，前者中“我”弟弟在婚礼上贪吃了一百五十颗蚕豆臭屁滚滚，后者里的苦根因为吃了太多豆子而胀死。
二、竞技一般的酷刑奇观
如果说哺乳和吃食，以满足身体的方式，标志着一个人应当向谁感恩或报复，那么酷刑就以对身体摧残的花样百出，展现出了丧失尊严的可悲与可笑。《文城》里书写匪祸，描绘土匪对村民的摧残自不必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细致地诉诸文本的凌虐有时似乎变成了一种竞赛游戏。溪镇人被绑票时，各人有各人的虐法，李掌柜的被抽鞭子、张嘴呼喊时被撒进灶灰；唐大眼珠的脸被抽成一团模糊的屁股，屁股被抽花了，还被铁钳烙出两个“眼珠”……齐村村民被集体屠戮是小说中最惨绝人寰的场面，此时书写的重点仍然在于人体凌虐所构成的奇观种种。
“女人看见前面的女人被砍下肩膀，砍下胳膊，砍下脑袋，仍然视而不见地扑向自己的孩子。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跑来，张一斧上去砍下孩子的头，孩子的鲜血喷涌而出，女人满脸是血，她浑然不觉，抱着无头的孩子仍在奔跑，她以为孩子安然无恙，跑出了村庄。”
读者可以将这些凶恶的行径归罪于乱世土匪丧心病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对于人体的强调和戏弄。人体的器官、内脏和肢体都可以成为暴力奇观本身，唐大眼珠的屁股成为脸，脸再成为屁股——不止是为了行凶，更像是一场狂欢，先是肆无忌惮地毁灭他的脸和屁股，再以荒诞玩笑的方式再造屁股和脸，而将脸和屁股颠倒本身就令人丧失尊严，因此甚至好笑起来，就像小说里写人们杀猪时听到猪的低声呜咽反而会发出阵阵欢笑一样。如果没有丧失尊严的前提，酷刑也就没有意义，这点在溪镇顾会长的土匪窝受虐事件上最为明显，他遭受了“摇电话”（用竹棍插进肛门摇动起来）的酷刑，而他此前被明确地称为“溪镇最有尊严的人”。
小说也顺着有关器官、人体的想象编织出了一些奇幻的场景，这也是余华所擅长的。在《在细雨中呼喊》中，爷爷在濒死前讲述自己的魂从口中飞走了，他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只能慢慢等待它降临。在《文城》里，土匪们在释放人票时割去了他们的一只耳朵，失去耳朵的人们不会丧命，但受到了微妙的影响：跑步失去平衡，不会跑直；没有耳朵的先生讲课时倾斜身体，“像是被一根绳子扯住了”，失了威信。割耳并非首先出现在《文城》中的刑罚，《在细雨中呼喊》一样有割左耳的酷刑——父亲骚扰妻子破坏人伦，为妻子报仇的哥哥割去了父亲左边的耳朵。复仇也要朝向人体的同一部位，否则不算真正的以牙还牙，《文城》末尾，工友陈永良为主角林祥福报仇，在意的也是要向敌人的左耳根刺上尖刀，因为他记得，林祥福死时尖刀刺在左侧耳根。
《在细雨中呼喊》余华著新经典/北京出版集团年还有更多的身体描写，仿佛是不经意地被带出来的——虽然也很严酷，但重要性明显不如前面的例子，更像是一种荡漾于文本内的间奏。比如余华写刚刚被枪毙的连长，他刚刚吃进去的肉食和肠子一起流了出来，而这段描写的前后是负责枪毙连长的年轻副官向往林百家、憧憬恋爱的温馨场面。如是间奏反复出现，以至于到了齐村村民被大规模屠杀之时，读者不再会感到惊讶，虽然这里惨死者空前的多，死法也有着花样百出的残忍。
与上文引用的“砍瓜切菜”相比，余华小说中的性酷刑看起来似乎没那么明显，但也值得一提。妓女遭受官兵性凌虐，妓女们按照官员级别大小服务，先是旅长、排长、营长，接着是排长与班长，到了晚上士兵来时，她们已经承受不住，纷纷哭诉“饶了我们吧”。具体的折磨也体现在她们的身体饱受蹂躏，“她们的乳房被捏肿了，她们的屁股和大腿像是脱了臼的疼痛，”还是“供不应求”。官兵对妓女的折磨来自于性欲的不可控制与性能力的绝对征服，鉴于官兵与妓女的身份，以及以妓女哭诉映证官兵夸张的性能力，这样的凌虐不仅不显得可悲，甚至还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笑谈气氛。似乎对妓女的征服是比较容易写得如闲笔般的段落，小说中写十几岁的少年嫖妓，同样是雄风凛凛无坚不摧、令妓女们避之不及，因为伺候他一夜像是在码头干了一天的活。相比之下，土匪对女子的侵害就是赤裸裸的虐杀。他们洗劫村庄时，因为争夺姑娘而大打出手，他们“每人一枪将那个姑娘打死，然后继续挥刀互斗”，“十多个年轻女子被土匪轮番强奸后，又被土匪用长刀砍落人头”。
余华小说中最有名的酷刑应当是《现实一种》中的狗舔脚心（这与辛格的小说《泰贝利与魔鬼》相通，里面写地狱里最重的刑罚就属呵痒，地狱里被搔挠脚心和咯吱窝痛苦难耐的笑声一直传到了马达加斯加岛）以及《》回归的知识分子的疯狂，他高呼着墨、劓、剕、宫，想象着将人们的脸上刻上文字、剜去鼻子、切除膝盖以及实施宫刑。
《现实一种》余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关于酷刑，我们思索的也许不仅仅是是摧残身体哪个部位最具羞辱性、最令人难以承受、最让人心惊胆战，而应当去询问酷刑到底有着怎样的揭示与预言作用，提醒人们看到日常不曾注意的暴力。而绝非沉溺在哭诉求饶和嬉笑狂欢交替中，对施虐者可能报以憎恨，对受虐者怀有更大的轻蔑，最终潦草地归为人性黑暗，毫无耐心探寻其中更大的问题——而这是恰恰是酷刑书写最容易达到的效果。
事实上《》中的酷刑想象被表现为一种文革后的精神创伤，已经展现出了分析黑暗和恐怖的可能，小说写人们沐浴在新的世俗空气中，而只有他一人受过去的折磨，被痛苦改变了存在的形态。人们说卡夫卡长于酷刑与恐怖，年去世的乔治·斯坦纳在评价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与《审判》时强调了残酷与恐怖书写的预言性质——《在流放地》预言了新型施虐方式，即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可憎的巧妙合作；《审判》揭示了恐怖状态的经典模式，预言了缺乏个性杀手的空虚无聊、极权主义偷偷塞进私生活和性生活的歇斯底里。这种恐怖的观察眼光，如斯坦纳所说，正根植于他的法律训练以及对阶级关系和经济事实的
